原標題：《二十二》:中國人民銘記歷史的態度
昨天，日本無條件投降72周年，朋友圈裡在為一部特殊電影鼓勁。《二十二》，國內首部公映的“慰安婦”題材紀錄片，從預排片0.3%到首日排片1.4%，再到收購餐飲設備昨天傍晚的4.6%，一路逆襲。最終，這部小成本紀錄片昨天在上映次日以單日票房破1000萬元的成績，制造瞭意料之外、情理之中的奇跡。
意料之外是對於電影市場而言的。《二十二》沒有聲勢浩大的前期宣傳，沒有如今商業片運作常見的保底發行模式，它甚至連正常公映都走得磕磕絆絆———是歷經三年網絡眾籌，才走到瞭院線觀眾面前。情理之中則完全出於歷史和民族情感。它是否符合電影藝術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———這段從民族記憶與鄉土裡得來的影像記錄，本身就是一道歷史的深深刻痕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這部電影在商業院線的表現，再一次向全世界宣示瞭中國人民銘記歷史的態度。
沉重歷史面前，一切修飾都是多餘的
2012年，80後導演郭柯拍攝瞭廣西“慰安婦”幸存者韋紹蘭老人和她的“日本兒子”的生活，當時全國公開身份的“慰安婦”幸存者，僅剩32位，《三十二》 得名於此。2014年，幸存的老人隻剩下瞭22位，為瞭盡可能地留住這段歷史，郭柯開始瞭紀錄電影 《二十二》 的制作。
苦難的記憶如何去拍，會不會有消費磨難的嫌疑，這是郭柯反復琢磨過的。坐在影廳裡，觀眾會感受到這部影片獨一無二的氣息：沒有震撼的配樂，沒有煽情的旁白，鏡頭收斂瞭一切粉飾的炫技，冷清至極。畫面裡，除瞭22位老人在農村平凡的生活，很少能讀到那段塵封已久的傷痛記憶。郭柯坦言：“跟老人相處一段時間，當看到老人們的眼睛的一瞬間，我想你的選擇會和我一樣，不會多問瞭。那一刻，你隻是一個晚輩，不是什麼導演。當我把她們當作我的親人看待，我的拍攝就有瞭分寸，問題就有瞭底線。將所有鏡頭拉長，給觀眾一個機會深情地看看她們，去體會老人的生活環境和她們的心情。”
但就是這種“無聊”的畫面，產生瞭震懾心靈的作用。就像導演所說：“如果這是我奶奶，我會要求她們回答那些血淋淋的問題嗎？”她們是活生生的人，也是瞭不起的歷史老人，唯有深情凝視，才是最大的尊重。
民族大義面前，一切情緒都是自發的
“隻要求得‘1%’的排片，約600萬票房，這意味著有20萬人進影院，這樣就夠瞭。”郭柯上映前曾這樣表示。但就在上映首日，一天300多萬元的票房已讓片方的工作人員蘇北淇感恩連連，她說“這是個奇跡”。
早在2015年10月，《二十二》 就拿到瞭公映許可證，無奈發行費用不足，影片便在公益平臺上眾籌。結果，參與眾籌總人數32099人，籌得100多萬元，成功解決瞭影片上院線的問題。片尾，這份長長的名單、32099個名字出現在瞭字幕上。除此之外，演員張歆藝主動借出瞭100萬元拍攝費用，大量學者提供幫助，眾明星錄制視頻呼籲觀眾走入影院，院線經理們也主動加排瞭許多場次———這些不約而同自發的行為共同造就瞭 《二十二》 今天的成績。
影片末瞭，黑底白字，22位老人的名字在銀幕上出現，又一個個被加上框，剩下的名字漸漸隱去。就在8月 12日、公映前兩天，片中的主角之一黃有良老人在海南離世，終年90歲。“二十二”隻剩下瞭“八”，“三十二”終將歸零，自然規律無可逆轉，但有些正義必須伸張。老人生前曾是八名赴日起訴的海南“慰安婦”之一，她們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恢復受害者的名譽。從2001年7月到2011年，案件經過長達十年的訴訟、抗爭，日方法院雖認定瞭當年的侵害事實，但以“個人無權利起訴國傢”為由，判決原告敗訴。
如今，黃有良老人走瞭，當年赴日參與訴訟的老人沒有一個等到日本政府的道歉。但歷史的面貌不會模糊，《二十二》 就是最好證明———我們不會時時哭泣，但一刻不忘。（記者 王彥見習記者 王筱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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